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 四川绵阳警方助力5个失散家庭圆梦****** 中新网绵阳1月29日电 (岳波)“感谢胡警官,让我见到了29年未曾谋面的亲人……”1月29日下午,在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议室,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的宫女士激动万分。在民警胡祥雨的帮助下,宫女士找到了失踪29年的母亲、弟弟。这也是“胡祥雨工作室”在春节假期帮助的第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据了解,1月27日,胡祥雨接到36岁宫女士的求助电话,请求“胡祥雨工作室”帮助她寻找母亲和弟弟。宫女士反映,母亲名叫陈青,1994年带着年仅5岁的弟弟从山西忻州市神池县离家出走,近30年来家人想尽办法寻找,但都没有结果。宫女士曾听父亲说陈青的老家好像在四川绵阳。今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思母心切的宫女士带着丈夫,揣上30多年前母亲的一张照片,专门从山西驾车来到绵阳市,四处打听母亲和弟弟的消息,却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宫女士了解到绵阳有一个专门帮助群众寻亲的“胡祥雨工作室”,便拨打了求助电话。 宫女士一家团聚。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胡祥雨详细询问人员信息后,随即组织人员着手核查。在排查绵阳、德阳两地疑似人员130余人后,于1月28日发现一名叫曾玉兰的德阳中江县人与宫女士所提供失踪人员信息高度吻合。 胡祥雨立即联系到曾玉兰了解相关情况。经过进一步核实,此人确系1994年山西神池县失踪妇女陈青。1950年3月出生的曾玉兰,中江县人(曾属绵阳地区管辖),1985年来到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打工,后改名陈青与当地一名姓宫的男子结为夫妻,分别在1987年、1989年生下女儿、儿子。陈青因为与家人不和,于1994年带着儿子回到四川。不久后,她又带着儿子去了江苏南京生活,从此便与丈夫和女儿失去了联系。今年1月中旬,母子俩从江苏回到中江老家过节,令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春节会与亲生女儿重逢。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能够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梦,这个节日我们过得很有意义……”胡祥雨说,1月中旬以来,他接到多名寻亲人求助电话和短信,这是群众对“胡祥雨工作室”的信任。春节假期,胡祥雨在与家人团聚之余依然牵挂着仍在寻亲的群众,他带领工作室人员发动社会力量,并充分运用公安新技术开展寻亲工作,春节假期已帮助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宫女士一家给绵阳警方送锦旗表示感谢。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据悉,43岁的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胡祥雨,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先后组织侦破涉拐案件22起,打击处理涉拐犯罪嫌疑人65人,采集录入疑似涉拐DNA血样信息3500余份,帮助解救、找回失踪被拐人员370名,先后被表彰为四川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四川省“最美基层民警”,荣立个人一等功。(完)
|